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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的唐朝 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 盛世余晖与历史变局

2017年11月13日 来源:安史之乱后的唐朝 大字体小字体

  关中藩镇的布局

  二十四史中有《旧唐书》和《新唐书》两本,新唐书作于宋朝,加入了大量的宋朝道德评价与意识形态,对李俶的评价是“平乱守成,中材之主”。而旧唐书创作时间是更早的五代时期,大概更靠近唐朝人自己的看法,对唐代宗的赞美简直高到无以复加““古之贤君,未能及此”。

  元和十五年(820年)河南藩镇图

  李碧妍的著作就充分展现了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中,唐王朝面对安史叛乱危机及其衍生出来藩镇问题时的应战。一个王朝是不是强大,不能只看它强盛的时候,还应该看它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时能不能很好地应对。在这个意义上,唐王朝是非常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在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之后,又重新恢复生机的王朝。唐朝建立于公元618年,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今年正好是安史之乱爆发1260年整),唐朝灭亡直至公元907年,实际上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历史还要更长一些。这样来看安史之乱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事件。

  安史之乱是李隆基促成的吗

  此外唐玄宗得到了一位多才多艺的红颜知己——杨玉环。唐朝皇帝很奇怪,有点喜欢乱伦,当年唐高宗抢了他父亲唐太宗的女人武媚娘,到了李隆基也不例外,不过他抢的是他儿子的女人杨玉环。如果是其他的妾室也就算了,关键是杨玉环还是他正牌的儿媳妇。不过皇帝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曾经的寿王妃变成了贵妃千岁。此时杨贵妃的家人也跟着发达,她的哥哥杨国忠成为了新的宰相,他的姐妹们也一个个成了贵族。虽然根据史料来看,杨贵妃没有任何干政的行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后世说她红颜祸国是不公平的,但是李隆基这个老头确实一心只顾他的爱妃还有求仙问道了,因为老皇帝想变得年轻好长久陪伴他的爱妃。此时他又把朝政交给了杨国忠,而杨国忠自己本身的政治才能非常不足,甚至比不上李林甫。不过杨国忠贪污的水平很高,堪比乾隆朝和珅,仅他贪污的绢布就占到了唐朝产量的一半,达到了3000万匹绢布。要知道宋朝建立之初,赵匡胤的家底只有200万匹绢布。在杨国忠的治理下,大唐王朝已经腐败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当然,上述这些问题只是把最基本的框架理清楚了,我们对关中的分析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主导这些藩镇的力量上去。中晚唐时期关中的藩镇力量是很弱的,但我们知道以前它不但不弱,而且很强,因为它是抵抗安史之乱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其核心就是朔方军。于是我们就自然要关注中晚唐朔方军的力量有怎样的变化。

  重整禁军:内部军事格局的重构

  不过呢,河南的问题写至此,并没有把我所有的困惑解决。平卢军的势力被打击肢解了,河南的危机好像结束了,那么后来呢?河南藩镇看似此后总体比较顺服,但它内部不稳定的情况还是有的,有时还很明显,而在黄巢起义后,河南各诸侯是整体游离于中央控制之外了,这又说明了什么?于是我就要研究在平卢系之后的河南藩镇变化出现在哪些地方。有些学者认为宪宗朝平定了河南藩镇,好像它的“中兴”就完成了,但我发现唐朝平定各个藩镇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宪宗的时代,宣武就已经呈现出地方军人非常跋扈、不断干预节度使人选的情况了,但这在早期的平卢系藩镇中是没有的,在早于安史之乱的藩镇中更不可能有。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个转变可能是因为藩镇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地方军人已然崛起了。

安史之乱的性质 安史之乱为何是唐朝平叛与复

  但是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呢?比如我们一般认为,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受到黄巢起义的冲击,但是黄巢起义在开始的时候规模并不大,在此之前唐王朝内部也没有风雨飘摇的感觉,所以我们对历史性质的判断,往往是带有主观立场的“后见之明”。

  10月29日,李碧妍博士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青年学者仇鹿鸣在复旦大学“史翼沙龙”活动上就相关主题进行对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其中精彩内容与读者分享。对谈稿经主讲人审定。

  唐朝由盛转衰,唐肃宗李享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唐代的宦官掌管军权便是从李亨开始的,如此重要的权力旁落,自然会造成一些难以挽回的后果。

安史之乱后这位唐朝皇帝能力媲美太宗玄宗 为

  安史之乱是唐朝一个由盛而衰的点,同时,这件事还造成了唐代的藩镇割据。安史之乱经历了一共七年零三个月,虽然这个叛乱最后是被镇压住了,可是唐朝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经过了这一次的祸事,唐朝是大不如前了的。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来看都是处于一种苟延残喘的状态下。

  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被乱刀砍死,玄宗命令高力士缢死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在研究中我发现,除了以上这两股势力主导关中外,其实还有第三股势力介入了关中,那就是幽州军。这是我在写这一章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我是在研究奉天之难时发现,除了泾原兵变、李怀光叛乱等我们已经熟知的事件外,还有一些内容没有弄清楚,那段时间我花了很大精力来写这部分,我不断在《奉天录》、《资治通鉴》中找这些细节来研究幽州军怎么会从东北跑到关中,在变乱中它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当我弄清楚这些事情后,我进一步思考它们之间的关联,发现唐朝对关中的这些藩镇都是很打压的,这就和河南的线索一样了,在河南是打压平卢系藩镇,在关中就是打压这些军团,虽然他们曾经是功臣,但是他们力量太大,对统治造成威胁,所以该打压的时候还是得打压。

  [摘要]唐朝因藩镇割据而分裂,但又因藩镇的并峙均衡而维系中央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现象。安史之乱作为这段历史的转折点,其重要性被一再强调,但对事件本身的过程仍缺少充分研究。

盛世唐朝为何在中期时会爆发安史之乱 揭秘安

  大家都知道,很多王朝的执政理念都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慢慢摸索的,德宗皇帝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意气风发,觉得两河的藩镇都要收拾,手下的大臣也没有反对的。我很喜欢讨论这样一个君主,他在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唐帝国的繁华,到他差不多成年的时候就遭遇了安史之乱。我为什么说这个皇帝我比较喜欢?在唐代后期,德宗对他的父亲、妻子、小孩都比较好。他在奉天兴元之难的逃难途中为爱女唐安公主的去世造砖塔,当时的谋士陆贽等都劝谏说不要在这种军费尚且不够的情形下花钱兴土木,但是德宗坚持要造,而且唐安公主也一直被认为是非常孝顺的。另外他对自己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都非常疼爱。其中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是在读《太平广记》时看到的,有一次德宗把孙子宪宗抱在怀里问他:“汝谁子,坐吾怀?”宪宗说:“吾,第三天子。”这个故事就和我们现在平常人家爷爷逗孙子一样,但在唐朝这样一个前前后后帝位继承总伴随着血腥政变、家庭悲剧的时代,你会觉得真是少有的有人情味啊。因此我想说的是德宗30岁左右顺利即位,是一个心智比较成熟、健康的人,他看问题并不是很极端,也不会一意孤行,但是他毕竟经历过安史之乱,亲眼见证了唐王朝的盛衰,而他的祖父、父亲帮他平定了很多事情。德宗有这样一个愿望,也觉得看到了恢复江山的可能,事实上他和杨炎最初在对付吐蕃与处理京西北、京西南藩镇问题时是很成功的,在进行讨伐两河藩镇的过程中,他动员了全国的兵力投入战争,甚至把宫殿的禁卫军都派出去作战,这是需要有很大的魄力的。当然在德宗遭到一连串打击之后,他的想法就变得逐渐现实,包括他晚年猜忌心加重,把权力抓得很紧,又喜欢敛财。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因为他敛了这些财,为宪宗后来的平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样我们看到,唐廷对藩镇的策略是在不断改变的,同样藩镇对朝廷的策略也会因此变化,双方都是一种不断博弈的心理。但是无论如何,对之后的宪宗来说,河南的问题已经基本可以解决了,而且策略、步骤都是很完善的。至此,这条脉络基本理清楚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历史学需要揭示丰富的细节,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可能,以此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而不是先下一个定义,然后再去研究它。

揭秘:安史之乱后为何没有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

  而在河南,如果元帅手下的军队是类似于张巡这样涌现出来的地方义军,那他们的实力毕竟是有限的,要和安史叛军这样强大的正规军对抗还需要其他力量的介入。而正在这个时候,安禄山的根据地出现了异动,北边的平卢军被史思明打败,只能渡海逃到地缘接近的河南地区。而对唐廷来说,当然也希望借用这一支同样出自东北地区的劲旅。但既然要借用就必须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而正在这个时候,元帅手下的那些原来的实权势力,虽然在战时成为对抗史思明、安庆绪军队的重要力量,但等李光弼这位战时最后一任河南元帅死后,这些实权人物的力量变得分散了,他们中的有些人被唐朝政府打压了,比如地方将领的实力没有了,而原李光弼手下的嫡系军队也被唐廷调离河南了,那么北方来的这些平卢将领和军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继续安置在河南地区,填补河南的政治真空。于是安史之乱后河南地区的藩镇基本上就是这样由北来的平卢军建立起来了。

  抵御吐蕃:周边安全的重建

  无疑在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制度都发生了改变,从“唐宋变革论”的视角来看,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唐朝从前期的开放包容,慢慢到后来强调夷夏之辨,慢慢趋向于保守,这是安史之乱后的一个走向。

  按理说安史之乱期间双方统军的将领不应该轻易更换,但是唐朝方面的河南节度使却是不断在变化,背后肯定有原因。我意识到唐玄宗的统治策略在不断发生变化。一开始他的人选是张介然,他原来是西部军团中负责后勤保障的一个人物,在节度使军队中后勤保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和好几任西部军团的首领关系都很密切——因此玄宗的这个举措目的就很清楚,他想借用西部军团中的重要人物来抵抗安禄山叛军,但他没有想到失败得这么快。后来玄宗又想把宗室的一些人扶上去,这也是可以想到的策略,但这个人选牵涉出了玄宗和肃宗父子的矛盾,结果出现玄宗立了一个、肃宗立了一个,两个节度使并存的局面。而这场宗室斗争直接影响到了张巡抗贼的效果,回过头来看确实造成了一个悲哀的、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人会议论张巡守城时发生了吃人的事情,我认为这不需要多谈是对还是错,而是应该考虑,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悲剧发生。

  明了这一点还不是最令人惊喜的,更重要的是,前辈学者虽然搜集整理了传世文献中不少神策军镇据点的资料,但他们没意识到,这些资料的绝大多数来源于三条主要史料中,一条就是刚才讲的《通鉴》有关代宗朝元、鱼争夺神策军镇的资料;一条则是《通鉴》宪宗初年胡三省注中的一条资料;还有一条也是《通鉴》胡注的资料,但是正文是穆宗初年的。尤其是后两条资料,都是较为系统的神策军镇资料,且军镇名称不同,一旦把据点标示在地图上,反映的形势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真是相当激动啊,我当时就已经隐约感到了,这三条资料的时间并不一样,应该是反映神策军镇三个不同时期的,又因为它们是系统的,所以完全能反映空间变化的问题,而这个空间变化是能反映唐朝关中军事格局和军事措施变化的。神策军从最初为了对付吐蕃而集中在凤翔,到后来逐渐遍布关中地区,晚唐时期又收缩到近畿地区,这就说明异族威胁和唐廷应对变化的一个情况。当然在文章中我也花了很大的功夫做考证和搜集出土碑志的工作,但是这节的写作更告诉我,同样的一批材料,而且是这类看似只能做定点考证、且已经被前人反复研究过的琐碎材料,换个视角,能看出另一个更立体的面向。从这点上来说,有分歧的史料并不是可怕的,事实上,它常常是上天赐给你最佳的进行分析的宝贝,一定要好好利用。

  我把朔方军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梳理,以此来呈现唐廷是如何把它的股肱之臣的势力一步步压缩,比如通过撤换官员、分割权力等。但我们知道,要更换一个军事集团的领导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德宗和他的宰相杨炎是精心计划好的,有自己的计划和步骤。在这个布局中,唐朝还要考虑吐蕃的问题,不是把军事首脑都撤掉就解决了,还要考虑和吐蕃应战的情况。在中晚唐历史上,朔方军的统帅郭子仪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他不断地被起用,又不断地被打压,但是朝廷遇到棘手的问题还是要找他,郭子仪在这方面也还是很有话语权的。另外,在关中由朔方军主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还有其他的藩镇,比如原西部军团的主要力量——河西、陇右的军队怎么办等问题,也要为这股军事势力安置出路。

  然后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事实上研读史料我发现河南节度使是安史之乱后设置的第一个节度使,时间是公元756年,因为面对安史之乱河南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地方,但史料中对于河南节度使的信息却很模糊,而且很快它就没有了。这就又使我思考一些和常识不一样的问题,为什么史书或史论中会花很多笔墨写张巡等人在河南抵抗安史军队的事迹,但反而对真正应当肩负起抗贼大任、地位远非前者可比的河南节度使却没有什么记载?张巡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官,而且是出于一种爱国或忠义的热情来抗贼的,但这实际上却并不是需要由他来担当的一份责任。

  所以无论在哪一个研究的脉络中,都会把安史之乱看作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安史之乱这个事件本身没有足够好的研究。

安史之乱后 唐朝皇帝为何没有能重现当年的辉

  “昔日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吐蕃的扩张使长安直接暴露于其兵锋之下。吐蕃以游牧为主,喜欢在秋高马肥之际入侵内地,于是每年秋天朝廷都需调动大批军队往关中西部至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备战,名为“防秋”。吐蕃方面也颇多雄才,懂得使用军事以外的多种手段对付唐朝。公元786年,吐蕃统帅尚结赞利用唐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精心策划了“平凉劫盟”事件。尚结赞的意图是先以反间计把镇边宿将李晟罢官、再以会盟为由劫持名将浑瑊、最后再于朝廷内制造舆论将地位最高的老将马燧当作替罪羊,从而将当时唐朝最有才干的三位将领一次除去。此计划虽未能实现,但说明此时唐朝面临的外来威胁,已经不是部落侵扰的疥癣之疾,而是存亡之秋的心腹大患。

  本书的第二章是“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按照前面说的思路,我同样首先需要搞清楚藩镇格局的变化。说到关中的藩镇我们首先都会想到朔方军,至少我写关中之前对其他藩镇也不太熟悉,比如凤翔、邠宁、鄜坊、泾原等,它们的名气也不大,在唐后期的表现似乎也不那么活跃。后来我看到有些学者指出,关中八镇的布局是为了对付关中附近的异族,比如吐蕃。这些研究对各个藩镇的目的、作用、职责解释得非常清楚,但他们的研究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把唐后期的关中八镇看作一个整体,把唐廷对八镇的设立看作是一个精心规划后的产物。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唐朝统治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是他想要怎么设计就可以怎么样。在唐和党项、吐蕃等的交锋中,有时候是“被布局”的情况,“被布局”就是说唐朝只能应战,因此关中八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哪儿有异族威胁就在哪里设藩镇,敌人打到哪藩镇就设到哪。另外呢,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关中的藩镇都是沿着几条河谷设置的,因为这几条河谷就是关中通向渭河平原的交通线,同样也是异族进攻长安的方向。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那这章中的“京东”部分,你为什么写不出这种比较立体的变化呢,事实上这部分确实是整本书中写得最一般的。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如果任何地区、任何问题历史都能够留给我们这么丰富、有趣的材料,那简直就是奇迹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也要允许论著的写作是有高潮有低谷,有可以写得更精彩一点的部分,也要允许有写得相对平庸一点的部分,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另外退一步找个安慰自己的借口,从写作的技巧上来说,在保证篇章结构大体均衡的前提下,有详有略,论述风格稍许有些差异也未尝不是锻炼自己或吸引读者的一个手段,所以“京东”部分和“附录”中的墓志伪作事件风格稍微不同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唐朝因藩镇割据而分裂,但又因藩镇的并峙均衡而维系中央政权,延续了比唐前期的完全统一时期更长的时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现象。安史之乱作为这段历史的转折点,其重要性被一再强调,但对事件本身的过程仍缺少充分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李碧妍的新著《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即围绕安史之乱及其衍生的地方政治问题,讨论唐朝后期的中央政府如何应对这一危机,重新树立起朝廷的政治权力。

  李碧妍在《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中有一处引述了我在一次闲谈中提到的看法,就是在目前的学术脉络中,关于安史之乱本身的过程缺少充分的研究。当然这也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记得在近十年前,陈尚君老师就在一次闲聊中问过我,说唐代历史在很多方面已研究得非常细致了,在安史之乱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比较好的博士论文把这个事件讲清楚?当时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回应,只能举出了1955年蒲立本(E.G.Pulleyblank)的《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TheBackgroundoftheRebellionofAnLu-Shan),当然我清楚这本书虽然经典,但限于篇幅和议题并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其他还有不少相关的研究,但似乎都不涉及安史之乱这一事件的主干。

【转】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

  唐朝在打压关中藩镇的同时,也需要培养一支可以信赖的嫡系力量,神策军就是这样出来的。我写神策军的时候,一开始有点难受写不出,一方面它当然是关中相当重要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势力,写关中藩镇的问题绕不开神策军。但一开始我觉得作为禁军的神策军,它的空间结构怎么体现出来呢?空间结构的变化毕竟是我这本书的明线啊。而且神策军的资料,至少传世资料,已经由日野开三郎和张国刚两位先生搜集得差不多了,新出墓志当然还能补一些,但毕竟有限,我还能有多少写作的空间呢?所以我刚开始构思神策军这一节的时候感觉有点苦恼,于是有一次,我实在没办法,百无聊赖地在地图上拿《通鉴》里的那条元载和鱼朝恩争夺神策军镇的史料来标记,这是有关中晚唐神策军镇的一条重要资料,之前的学者都用过,这条史料里出现了将近10个神策军镇的名字。真是不画不知道,一画突然问题就出来了,我突然发现神策军的几个据点都集中在西面的凤翔一镇里,而且分成三排排列,我当时立即就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了。其实也很明显,这三条平行线就是三条交通路线,这些神策军镇的分布全部在交通枢纽上。

  这样,河南节度使的变更就和安史之乱联系起来了。虽然张巡战死、河南节度使瓦解,但安庆绪也退回了河北,双方都回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而在战时体制下,继河南节度使后设立元帅、以河南为基地对抗叛军也是必需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些实权的元帅人选也在不断变更,但万变不离其宗,唐朝还是要选择西部出身的人物作为主导,只不过这个西部军团已经不是河西、陇右的军队,而是朔方军的统帅了,但它也不是朔方军核心的军队,虽然派出了李光弼这样厉害的朔方军前任领导,但他手下的军队并不是最主力的朔方军,这牵涉朝廷对朔方军的压制问题,以及河南毕竟不是平叛的主战场,这就自然地和黄永年先生以前的研究联系上了。

  中国人何时开始爱骨感安史之乱前后的审美变迁

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

  但等到平卢军势力站稳脚跟后,在平卢系藩镇和朝廷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彼此为争夺话语权、继位权的挑战,一直到德宗时期发生的著名的“四镇之乱”,我们可以看到唐朝非常希望借助藩镇内部的变动,把一些亲近王朝的人派到河南去,把以前那些不服从的力量磨灭掉。当然在这个磨灭的过程中,唐朝不断寻找策略。因为它不能将所有藩镇一视同仁,而应该有先后缓急的顺序,比如淮西镇特殊的地理位置,以至于它对帝国的生命线——几条主要运路都有极大威胁,所以这种对国家造成威胁比较大的藩镇就必须铲除,但是有的藩镇就可以缓一缓,先不处理。

唐朝安史之乱地图 中国历史

  第一章是“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其中有些藩镇,比如宣武镇在中晚唐就很有名,五代的朱温最终也是凭借宣武统一北方大部的。但它们其实都是很晚才成立的藩镇,比著名的河朔三镇都晚,更不用说和安史时期的幽州等开天十节度相比了。这就迫使我在研究初始必须找出这些河南藩镇的源头,而一追溯就追溯到安史之乱时期的河南节度使了。

  由于发起反唐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延续了144年才灭亡的,那么为什么安史之乱之后,唐朝还能继续延续一百多年呢?下面就针对两个角度来回答:为什么唐朝能坚持一百多年。首先是藩镇这个角度。1、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藩镇都反对唐朝的重要政府的。在安史之乱过后,唐朝的中央集权面临的是双重的压力,一方是东边的叛军,还有一方就死西边的吐蕃,为了不让自己处在两线作战,形成了河朔三镇。同时为了防止这个河朔三镇这股势力,中央政府有册封了大量的节度使。这是使得唐朝几乎所有的区域都是节度使。其实反抗唐朝中央政府的主要就是河朔三镇。2、藩镇不想推翻唐朝,当然他们也不能推翻唐朝中央政府,因为他们自身的合法性本来就是来自唐朝的。每一个节度使上任,都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也只有得到了认可,百姓和士兵才会听他的话,不然就容易引起叛乱。因此好几次藩镇叛乱都是因为节度使们为了强迫中央政府承认他们的地位所引起的。其次就是唐朝中央政府自身。1、其实在唐朝后期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皇帝是非常有才能的。2、对于唐朝中央政府来说,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个军事武装,虽然这只军队是由宦官控制的,但是还是在中央和藩镇之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3、其实唐朝中央政府有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也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中央政府才可以有效的抵抗藩镇的叛乱,其实可以这样说,唐朝也就是靠着这个才一次又一次的逃过劫难的,也让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还能延续那么久。

  因为唐朝很有实力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郡将自擅,因战乱持续而残破不堪,李庾《东都赋》描写安史叛军“杀人如刈,其代表则是魏博,焚庐若薙”,非割据性藩镇,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这些藩镇一般由战争期间临时设置军镇分合变化而来。特点是平时常宿数十万重兵,并从而维系唐王朝相对稳定统治了100多年。唐代完全依赖藩镇势力之间的平衡关系,才得以维持下来,一直到黄巢起义冲垮了这种平衡,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作用。这样,允许其保留所据地区与兵力,于是藩镇数量激增,对中国后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东、西突厥、高句丽等,唐德宗时朔方军被肢解,神策军的势力控制了这一地区,从而巩固了关中的军事地位。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趁唐朝廷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但事实上却割据一方,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天宝中期,使江南的经济则日益发达,任命安史余部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安史之乱后,但唐室因许远、张巡等名臣死守睢阳,使南方并未如北方般受到战乱的摧残,实力强大。相反。而安史叛将的旧有军力得以维持,因此便割据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务,便于唐玄宗开元十年在边地设十个兵镇,也屡屡向唐室勒索威逼财帛,连年的侵扰边境,唐的声威至此沦落。军事与行政的统合使得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唐朝中央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如杨行密,宣武节度使朱温带兵进入京师长安。而藩镇割据基本上是安史之乱的延续;唐亡以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是藩镇割据的延续。藩镇割据的问题对唐代。重兵驻扎和仰给度支供馈是这类藩镇的两大特点,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乱后,代宗至穆宗朝时期,朝廷曾数兴讨伐之师,无不以屈辱容忍而告终,河朔镇与中原镇在割据与防遏割据的相特关系上。唐政府本以为,可以通过藩镇来平定一些叛乱,不料藩镇就是导致唐朝混乱乃至灭亡的总根源、突厥等民族组成共约18。即使是这样,其中尤以西北地区最为典型。唐代京西,最终其经济规模凌驾于中原之上。唐室为了平乱而向外族回纥借兵。中晚唐时期藩镇可分为四种类型:河朔割据型,主要集中在河朔(河北北部),大多是安史之乱后的旧部归降者、董昌、钱镠等,伺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公元881年,是唐王朝的“赋税之地,与关右诸镇(西北边镇)及河南(中原镇)河北(河朔镇)有重兵处体列不同”。所以史称“天下藩镇,东南最宁”。河朔型以外的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都是非割据性藩镇,河北藩镇割据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一在政治上,节度使不由中央派遗,而由本镇拥立,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前后凡57人,唐廷所任者仅4人,其余的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偏裨擅立。二在财政上,赋税截留本镇而拒不上供中央。三在军事上,违背中央意志养蓄重兵,专恣一方,并倚之作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凭借。是否因此就把河朔镇视为唐朝境内截然不同之二分域,显然不能;大量事实表明,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区亦有施行。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官吏员额的增减,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甚至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唐代各地藩镇具有区域性与制约性统一的特点,不能简单地把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一概视为割据;而河朔区域的割据又具有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特点,不能把割据绝对化。唐代藩镇形势作如下申述:第一,唐代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而河朔割据又集中在三镇。此外绝大多数藩镇都是唐王朝控制下的地方政权,不是割据性藩镇。其节度使的调任和派遣基本上由中央决定,其动乱只是内部兵乱,不是割据叛乱。第二,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虽然不属割据性质,但是由于它们各自不同的地理特点影响了唐王朝的政治、财政、军事关系。......当时虽然北方都割据了,可江南还在唐朝的统治下,大量南方的财富和粮食等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到长安,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起来关键的作用,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一个过程唐朝安史之乱是破坏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特别是军事与财政的关系从此之后地方要挟中央中央没有权威走向没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为各地藩镇割据但是他们都不敢称帝,口头上仍以皇帝为尊,所以根据道理来看,大唐还是名义上的统一。纵观大唐历史发现后期全都会皇帝征讨藩镇的事。

  李碧妍:谢谢仇老师的介绍,我来谈谈这本书的大致内容。这本书集中讨论了8世纪至9世纪初唐代的地方政治问题,四个章节分别论述四个区域:河南、关中、河北、江淮。

  在这样的研究脉络之下,可能出现一种遮蔽:我们都认为这个事件很重要,对这个事件的性质有各种各样的判断,但都没有详细探讨过这一事件的经过是怎样的?到底为什么重要?缺少细节的论述。当然这也可能是受到早期历史研究中“以论带史”倾向的影响,我们更重视回答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的问题,要对它的性质做一个判断。但坦率地说,我们对一些历史事件性质的判断,往往是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因为我们已经知晓了这个事情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认为它非常重要,它改变了历史走向。

鸣李碧妍: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 私

  安史之乱前期河南节度使所辖十三州

  一、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挤压了中央政权的发展空间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作者。

  【原文编者按】

  大批精锐部队效忠于将领而非朝廷,是安史之乱爆发的一大重要原因。朔方军虽然神勇,但郭、李等名将的影响力也令皇帝忌惮,因此分化朔方军就成为肃、代二宗的重要选择。朔方军主力虽然经常远赴内地作战,其基本防区还是在长安的北部、西北一带;随着吐蕃的兴起,朔方军又成为唐王朝藩屏西北、拱卫京畿的主要力量。朝廷以更好地分区防御为由,不断在原朔方军辖境内设立新的军镇,并分别以朔方军各将领出任节度使,至于郭子仪与李光弼两位中兴名将,一位在安史乱后长期被褫夺兵权,一位在安史乱平后不久就郁郁而终,朔方军各部失去了共同尊奉的统帅,朔方军将领之间、朔方军与其他系统将领之间的不谐开始充分显露,这正是皇帝所乐见的。此种局面导致了两次危机,第一次是764年仆固怀恩叛唐导致吐蕃占领长安,第二次是784年李怀光叛唐导致德宗流亡汉中。这两人造反经历几乎有着共同的脚本:他们都是朔方军骁将、都为国家出生入死并立下过赫赫战功,却都受到来自朝中宦官或权臣的陷害、都受到同级将领的排挤,被形势“逼反”;但又仅仅是为了自保而非以篡夺社稷为目的,最后身败名裂。两人的悲剧从一个角度说明,“安史乱后”的唐帝国,其军政关系正在进行深刻调整。

  河北:安禄山的老巢

  仇鹿鸣: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比如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所谓封建社会前期向封建社会后期转变的一个关节点。而在最近几年对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的研究中,安史之乱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或许有人已经留意到,广西师大翻译出版的日本讲谈社中国通史《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这卷中,杉山正明就把这一系列历史变化追溯到安史之乱,把它和辽金等从中国东北发源的政权对传统中原王朝模式的挑战放在同一个脉络之下。去年在复旦的会上邓小南老师也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她说最近美国汉学家有一种看法认为从安禄山到朱元璋(姓名开头的字母正好是A和Z)构成一个历史的循环。这些观点都很有意思,它们都认为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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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定河南藩镇的策略

  左:复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右:《危机与重构》作者、中西书局编辑李碧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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